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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M父亲张伯驹的人生沉浮(下)

2024-08-24 06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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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兵临城下之际,张伯驹力劝傅作义放弃抵抗,力避炮火染指北平。1956年,他们夫妇将多年收藏的八件顶尖珍品无偿捐献;但不到一年却被定为“”,十年“浩劫”再受冲击。1982年2月25日,病情危重的张伯驹在医院度过85岁寿辰,次日溘然离世。

  顶尖国宝——宋·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卷,此帖是范仲淹为友人“平海书记许兄”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手迹。1956年张伯驹先生将其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。

  北平解放前夕,企图将一切有地位凯发娱乐登录国际、有影响、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。中有人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,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,劝父亲一起去台湾或者到美国定居,被父亲断然拒绝。此时的北平城内,已经可以听到的炮声,父亲坐卧不宁,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,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。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、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,多方活动,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。

  在大军包围北平的时候,许多爱国人士担心这千年古都遭受炮火损坏,都热心奔走于国共双方,希求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。

  民盟不时在我家开会,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。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,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文人,很是敬佩他。于是,民盟的盟友们就撺掇父亲说,你去劝劝傅将军,千万不能开战,这要是一打,咱们故宫可就全完了,咱们祖国的文化遗产就都没了。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(傅作义的高级顾问)一直是好朋友,为了保护这座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,他们三人曾在不同的场合,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,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北平的文物、古建筑。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,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。傅作义左右权衡,上下考量了一番之后,最后下决心放弃战争,走和平的道路。为了劝说傅作义,父亲还亲自驱车,忍痛割爱,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,送到了傅作义将军府上。

  父亲有此贡献,有老友劝其向政府要官,父亲不语,人家对父亲说:“唉,伯老啊,你是傻了怎么的,你说你,这是个机会嘛!”父亲淡淡地说:“我还是画我的画,我也不要官,我也不要钱。”

  1949年以后,父亲收藏的热情丝毫未减。但是,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,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。有了“好东西”,文物商店先要留起来,等待、康生等过目。如果他们看中了,几毛钱就可买走一件价值连城的古物。到了父亲之流那里,已经是残山剩水了。

  一次,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,出手人要价不菲。而此时的父亲,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。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,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、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、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、北京古琴会理事、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、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,无权无钱,皆为虚职,并无实惠。母亲作为家庭主妇,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,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碎关系,并将家里家外生活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,已经够她操心费力的了。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,而且尚须从“家底儿”中掏点出来,作为贴补。今非昔比,父亲相中的古画虽好,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,母亲有些犹豫。父亲见母亲没答应,先说了两句,接着索性躺倒在地。任母亲怎么拉,怎么哄,也不起来。最后凯发娱乐登录国际,母亲不得不允诺: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。有了这句,父亲才翻身爬起,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,自己回屋睡觉去了。

  1956年,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,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。院子不大,也不够规矩,一排五间北房,两边是一角偏厦,街门则冲着后海南沿。

  这年,父母将三十年所收藏的珍品,包括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杜牧的《赠张好好诗》、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以及黄庭坚的《草书》等八幅书法,无偿捐给了国家。这八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,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。

  国家给了三万元奖金,父亲坚持不收,说是无偿捐献,哪能拿钱呢,怕沾上了“卖画”之嫌。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,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,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,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,并拿去买了公债。

  万万想不到的是,就在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一顶“分子”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。

  父亲被打成“”的时候,单位里头让我和他划清界线,我有点不服。父亲说:这个没什么,人嘛,犯错误都有的。父亲会原谅别人。认为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,没有反过党,说一句党不好没什么。他心里很坦然。却不知,这是他噩运的开始。

  “”开始后,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、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。在那时,父亲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白自己,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。

  1966年,“文革”初起。在批斗大会上,所有的“牛鬼蛇神”跪伏在地上,绕场爬行三圈,自然父亲也在其中。年近古稀的父亲被人拉着,匍匐在地,艰难爬行。以后,几乎每次批斗会都少不了他,人们传说他的问题很严重,连“中央首长康生”都过问他的案子了。他和母亲的家被反复查抄,已是家徒四壁,满目萧然。老夫老妻枯坐相向,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如何打发。

  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日接受批判,晚上仍填词、作画。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。父亲爱梅的坚毅和刚强。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。她的笔下出现了春兰、夏荷、秋菊、蜡梅……母亲作画,父亲题诗,二人配合默契,相得益彰。后来,他们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,可惜,被抄家时散失了。他们为此伤心不已。

  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,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,他被定罪为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新老账一起算,父亲以“历史反革命”“资本家”“反动文人”“封建阶级孝子贤孙”“反对革命样板戏黑手”“分子”“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”与“走资派的马前卒”等八顶帽子遭到“造反派”的批斗。

  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中,父亲在七号,母亲在三号。父亲被关,尚有一条荒谬的理由,而母亲也被关押纯属株连,可是在那时找谁去讲道理呢?没人知道二位老人是如何度过这艰难岁月的,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。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,这两年里,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,没走出过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屋一步。

  1973年,在陈毅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,父亲一连数日,痛苦不堪。不久,他的右眼失明了。

  父亲放下手中的书,揉揉眼睛向远处望去,昏淡无光。他拿起书来,用手捂住左眼,一片漆黑,一丝忧伤不免袭上心头。母亲焦急万分,为他四处延请医生,八方讨药。几个月过去了,仍不见好转。

  八十大寿之前,母亲画了一幅《日升松茂》,上面画了一株青松,松的主干挺立劲拔,枝叶繁茂苍翠,松的右上方一轮红日高悬,上面题字:“恭祝主席八旬大寿,潘素敬贺”。

  这幅一丈二尺的画卷落成后,父亲和母亲立于松树的一左一右,请人摄影。至今,母亲仍然保存着这幅珍贵的照片。

  右眼失明后,父亲也有一些作品,他在词中称自己为“盲翁”,他认为自己的眼睛已不能复明。

  1月8日,敬爱的周总理逝世,父亲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。他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期间,周总理视察文史馆工作,曾特意向馆领导询问过他的生活及健康情况。

  半年之后,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,余震波及北京,北京人连日披雨衣打雨伞立于街中。父亲右眼复明后,糖尿病、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。他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,双腿双脚肿胀,连鞋都穿不上。我在千里之外惦念着父母,于是写信让他们来了陕西。

  8月20日,父亲和母亲离开陕西回到北京,四十天后,得知毛主席逝世,书写一副挽联:

  由于过度的悲痛和刺激,父亲和母亲均病倒于榻,亏得友人照料,逐渐康复。9月15日,他们被安排前去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。

  1978年,戴在父亲头上的“现行反革命”的“铁冠”彻底摘了下来。他很庆幸,自己活了过来。

  也就是在这一年,父亲和刘海粟同在大连棒槌岛,结邻而居。刘海粟也是戴了“”帽子多年,闲谈间,他问父亲:“你戴了‘’帽子之后有何感想?”

  先父任过直隶总督,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,说我是资产阶级,有些道理。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,全部积蓄,包括卖字的钱,都花在收藏上了。这些东西捐赠给国家之后,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,靠劳动吃饭。戴什么帽子,我倒无所谓。一个渺小的凡人,生死得失,无关大局。但说我反党,实在冤枉,而且担心,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,换了一顶“铁冠”,传到海外,对党的威信不利。本想见见周总理、陈老总,一吐为快,但后来饱受打击歧视,见领导人已极难,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时间,一拖就是四年……

  1961年,去吉林离京前,陈公(陈毅)派车接我到,问到生活、写作、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,十分细致。然后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。我说可以教诗词、书法和古画鉴定。陈总说:“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。关于‘’的事情,有些想不通吧?”我老老实实地说:“此事太出乎我意料,受些教育,未尝不可,但总不能那样超脱,做到无动于衷。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,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,也算不了什么,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……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!”陈公说:“你这样说,我代表党谢谢你了。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凯发娱乐登录国际,怎么会反党呢……通知你们单位,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,拥护毛主席,拥护凯发娱乐登录国际。”我们珍重道别,心里暖烘烘的……

  1982年1月,父亲因患感冒住进医院。当他走进病房见是八个人住在一起的大病房时,就闹着要回家。同房的几位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。

  母亲好说歹说,把他安顿下来,跟着就向院方请求,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。医院的人说:张伯驹不够级别,不能换。

  两天以后,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死了,父亲的病情不但未见好转,反而更严重了,从感冒转成肺炎,不思茶饭,只靠输液维持生命,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

  这一天正是他八十五岁生日。上午10时许,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奉爷爷之命前来探望,父亲握着晓鹰的手,泣不成声。

  张伯驹最后的留影,1982年2月25日,恰逢张伯驹85岁寿辰,张大千之孙张晓鹰前来探望,潘素抱起他拍下这张合影,第二天张伯驹病逝。

  下午,父亲请《文物天地》主编王禹时取来纸笔,录下他吟成的七律诗一首和《鹧鸪天》词一首。